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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年》中描写的主人公安德烈心地善良、感情丰富，曾留学德国，在*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和德国爆发战争时，他动摇、徘徊，显示出其软弱的一面，走过了一条曲折的生活道路，*终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俄普及本序  ［苏联］科列斯尼科娃 / 1

作者自传   / 1

小说收场的一年 /

演讲 /

书信 /

移案的方式 /

一九一九年 /

彼得堡 /

战壕教授 /

康拉德·施泰因 /

兵临城下 /

线团 /

一九一四年 /

爱神的离心机 /

实在说，世界大战何时开始的 /

DICHTUNG UND WAHRHEIT /

花 /

离开本题 /

传说——谣言——故事 /

石侯爵夫人 /

脚步更坚定了 /

罗尼小姐寄宿学校 /

一九一六年 /

民军 /

七湖公园 /

还是花 /

逃亡 /

一九一七年 /

冯·兴登堡元帅想到什么人呢？ /

要这些贫乏的岁月何用呢？ /

费多尔·列片丁 /

有伤大雅的小文章 /

一九一八年 /

路 /

没有白的和黑的 /

浆果 /

芬兰民族的民族性 /

一九一九年的第二章，本章在章之前 /

塞米多尔的星期六 /

列片丁的结局 /

平生次 /

重逢 /

梦 /

一九二〇年 /

画套揭去了 /

新地 /

咱们两清了，斯塔尔佐夫同志 /

译后记 /

    斐定，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在红军报纸和政府机关工作。所作长篇小说《城与年》《兄弟们》，都以国内战争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国内战争期间，创作了许多政论、特写和短篇小说，其中小说《基谢尔叔叔》和《果园》曾获得当时文学界的征文奖。1920年在彼得格勒同高尔基相识，后来写了长篇回忆录《高尔基在我们中间》，详细记述了两人长期亲密的友谊。

    曹靖华（1897—1987），著名作家、翻译家。原名联亚，河南卢氏人。20世纪20年代初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执教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等校。1933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任教。从1923年起翻译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有《铁流》《保卫察里津》《城与年》等。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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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收场的一年

   演讲

    “亲爱的街坊邻居们，善良的居民们，尊敬的公民们！我从窗口探出身来，把我考虑好的意图对大家讲一讲： 亲爱的街坊邻居们，我很苦闷，尊敬的公民们，烦恼撕裂着我的心，我的心都干枯了，像烈日下马路边的柠檬皮一样卷起来了。

    “尊敬的居民们！现在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了，这不错。

    “我面前有八十五扇窗户，除了楼顶上的两扇、地下室的一扇、战前油漆匠在墙上精巧地描的一扇，以及诸位能认出我的上半身的这一扇不计外，我面前共有八十五扇窗户。

    “我本可以把每扇窗的情况都告诉你们，但我知道你们不会听的。因此，我请你们只注意下边那扇窗，就是晾着条纹布鸭绒褥子的那扇窗，每天早晨，两手通红的女主人总用步枪的探条拼命抽打褥子。还请你们看靠右边的那扇窗，就是从早到晚传出三弦琴声的那扇窗；再请你们看楼顶下边的那扇窗，就是留声机不停地放浪漫曲的那扇窗；后，请你们看正对着我的那扇窗，也就是刚打过腻子的那扇窗，明天还要上油漆呢。

    “尊敬的公民们！共和国究竟不是一个坏玩意儿。在共和国里可以拍打鸭绒褥子，把它放在太阳地里吹吹风，不怕被人偷走，晚上只能用褥子套来铺床。在共和国里可以有鉴赏音乐的能力和学习三弦琴。显然，国家政体的形式，绝不会影响到唱片的质量。末了，共和国很轻易就懂得用油漆窗框来防风雨是顶好的。

    “亲爱的街坊邻居们！咱们院子里的这八十五扇窗中，只有我这一扇窗没有点缀着一包包干酪和香肠，以及装着奶油和酸奶的小罐、小锅、牛奶罐、黄油罐，没有点缀着鲜绿的葱和大红的萝卜，这值不值得一提呢？甚至连那个像通风口一样大的靠边的楼顶上的窗子，跟我这布满蛛网、神圣不可侵犯地保留着我那可敬的女房东的猫马特罗斯的不大客气的猫爪印的空窗台比较起来，也都讲究得多了。

    “现在是白夜，白天流了一天汗的夏季，在咱们的天井里休息了。八十五扇窗都大开着。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你——放唱片的先生，也对晾鸭绒褥子的邻居，对有小锅、黄油罐、罐子和萝卜的人——对所有探出头听我有力的声音的人，我对你们讲几句话。

    “唔，你们别害怕： 我的话不会扯得太长。我想对你们提一个问题，总共提一个问题就完了。

    “善良的居民们，尊敬的公民们！现在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了，这不错。这不错，因为咱们吃奶油和酸奶，学三弦琴，晾鸭绒褥子。这不错，因为上边所举的那些营生，虽然缺少革命的气味，可是共和国并不反对。尊敬的公民们，你们觉得对不……”

    讲到这里，突然传来一声震撼着这片毗连的石头房子的尖叫：

    “安德烈！”

    一个穿着敞怀衬衣的人，停止了演讲，向传来喊声的地方望了一眼。后来，他突然向房间深处退了一步，又跑到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用迟钝的声音问：

    “几号房间？”

    “咱们到街上见吧！”一个声音落到天井里。

    安德烈依旧敞着怀、蓬着头，从屋里跑出去。

    女房东随后锁上门，向天井里望了一眼，向八十五扇窗瞟了一下，用颤抖的嘴唇嘟囔说：

    “我早就想着他发疯了！啊，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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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刚愎自用，他们转眼之间一定会附和最时髦的流行思想，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

我为什么这么蠢，既然别人都是愚蠢的，既然我确实知道，他们是愚蠢的，那么我自己为什么不想聪明一些呢？后来我明白了，索尼娅，如果等着大家都聪明起来，那可就等得太久了……后来我又明白了，永远也等不到这一天，人们永远不会改变，谁也改变不了他们，不值得为此伤精费神！是的，是这样的！这是他们的规律……规律，索尼娅！是这样的！……而且现在我知道了，索尼娅，谁的精神刚强、坚毅，谁的智慧超群出众，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在他们当中，谁敢作敢为，他就是对的。谁能蔑视许多事情，谁就是他们当中的立法者，谁最敢作敢为，谁就最正确！从古至今，一向如此，将来也永远是这样！

征服女人们的心的最伟大和最可靠的办法，这个办法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失望，无一例外，对所有人都绝对有效。这个办法是尽人皆知的，就是阿谀奉承。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直言不讳更难，也没有什么比阿谀奉承更容易的了。直言不讳，即使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的音调是虚假的，那么立刻就会产生不和谐，随之而来的是争吵。而阿谀奉承，即使从头至尾全部音调都是虚假的，可还是让人高兴，听着不会觉得不愉快；哪怕这愉快有点儿肉麻，可还是感到愉快。而且不管阿谀奉承多么肉麻，其中却至少有一半让人觉得好像是真实的。对于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于社会上的各个阶层来说，都是如此。

对夫妻间或者情人之间的事，您永远也不能担保。这儿总是有这么一个角落，对全世界始终是个秘密，只有他们两个才知道。

每个人都关心自己，谁最会欺骗自己，谁就能过得最快活。

只是眼界开阔，没有特殊才能，却是一种灾难。

失败了的时候，什么事情看起来都是愚蠢的！

Я не тебе поклонился, я всему страданию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у поклонился

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

”你要知道，那时我老是自问：我为什么这么蠢，如果别人都很蠢，而我既然确实知道他们都很蠢，那我为什么不聪明些呢？索尼雅，后来我知道了，如果等到所有的人都变得聪明，那要等太久……后来我又知道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人是不会改变的，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不值得耗费精力！是的，就是这样！索尼雅，这是他们的规律……规律！就是这样！……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只有瞎子才看不清！“

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虽然看着索尼雅，但是已经不管她懂不懂了。热病完全攫住了他。他是在悲观的兴奋中。（真的，他不跟人谈话实在太久了！）

按照自然规律，人一般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平凡的），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吧，仅仅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名副其实的人，也就是有天赋或天才、能在自己的社会上发表新见解的人。当然，这样的分类，可以无尽止地划分下去，但是区分这两类人的界线却相当明显：第一类，也就是那些材料，就其天性来说，一般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循规蹈距，驯服听话，也乐于听话。照我看，他们有义务驯服听话，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有伤尊严的事情。第二类人却都会违法，都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违法和破坏，这要根据他们的能力而定。这些人的犯罪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有很多区别；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要求为了更好的未来，破坏现有的东西。但是为了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哪怕是需要跨过尸体，需要流血，那么在他内心里，凭他的良心，照我看，他可能允许自己不惜流血，——不过这要看他思想的性质和规模而定，——这一点请您注意。仅仅是就这个意义来说，我才在自己的文章里谈到了他们犯罪的权利。（请您记住，我们是从法律问题谈起的。）不过用不着有过多的担心：群众几乎永远不承认他们有这种权利，总是会处决或绞死他们（或多或少地），而且这也是完全公正的，这样也就完成了他们保守的使命，然而到了以后几代，这样的群众又把那些被处死的人捧得很高，把他们供奉起来，向他们顶礼膜拜（或多或少地）。第一类人永远是当代的主人，第二类却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全世界，增加人的数量；第二类人则推动世界向前发展，引导它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这一类人，还是那一类人，都有完全同等的生存权利。

似乎很多年以来我们依然身处某种制度迷信之中，深切的迷信着某种制度的建立即可以一劳永逸的让这个国家完美的运作下去

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则信奉着所谓“伟人福音”，意即依靠“超人”的力量来引导和规制社会。所以杀掉一只“虱子”或许是他尝试亲自规制社会的第一步。在我十四岁稚拙的头脑里曾经也设想过凭借我的力量进行一场强制的公民洗脑行动甚至把“坏人”都消灭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思想让现在的我战栗不已，这似乎正是一系列人类乌托邦工程的雏形，正是红色高棉的历史和发生在我们父辈身上的故事。这些乌托邦工程的设计师都相信依据人类理性可以操纵甚至消灭某些“人性”，这或许正是最危险的想法。

虚无主义者往往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往往是那些最脆弱的人，因为任何一种意义仍然还是胜于无意义。我以为，拯救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唯一方式就是爱，索尼娅的爱是一种爱，上帝的爱是另一种爱。走出“超人”迷信和制度迷信的过程是我认识到人性和社会都不是我或者谁可以操纵和规制的这一过程，于是我丧失了对社会的全部信心和念想。与此同时我发觉了自己和自然的最本真的联结，唯一的念想即是在国家机器不屑于顾及的地方住进梭罗的木屋或者嬉皮士的村庄，能拯救我的唯一方式即是自然的爱。

鲁迅说：“一读他二十四岁时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仿佛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有人曾经向我指出，目前的中国无非是在重复200年前的欧洲，这是阵痛，过度，总有人要付出代价。

　...

“我在哪里读到过：有一个人被判了死刑，一小时后就要执行，他这样说或想道：如果他必须在高耸的峭壁上或在一块只容两脚站立的弹丸之地过活——而周围是一个深渊，一片汪洋；永远是漆黑一片；永远是孤独无依；永远是狂风暴雨；——他还是愿意在这块一俄尺宽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永久地站着——即使这样过活也还是比马上死好！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只要能活着！……这话一点不错！天哪，这话一点不错！人是卑鄙的！因此管他们叫卑鄙东西的那个人也是卑鄙的。”

编辑推荐

《城与年》是早期苏联小说的经典之作。*初收入“中苏文协文艺丛书”，由曹靖华翻译。书中有精美木刻插图20余幅，由亚力克舍夫作画，图旁均有鲁迅先生的说明题字。

媒体评论

     这套丛书选择了1919年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五十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学者 陈建华

     翻译活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一直贯穿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始终。……人们从中了解世界文学的历史及其发展，汲取先进思想文化的养料，学习创作的方法，以此推动创作，深化理论，建设中国自己的鲜活的文学。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不会有其辉煌的历史。

这套书汇聚了俄苏文学的名家、脍炙人口的名作、名震遐迩的名译，既有文学欣赏价值，也有历史文献价值。

——学者 王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