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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河南偃师缑氏山的武则天御书《升仙太子碑》为研究对象，立足现有文献与研究成果，在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下，结合隋唐碑刻发展史，探讨《升仙太子碑》竖立的背景和原因。

本书围绕《升仙太子碑》和武周朝政治生态，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方面对升仙太子的历史原型和现实原型展开讨论；对《升仙太子碑》的碑文、书法、碑阴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尤其是对前代学者争论不休的碑阴中央两列被凿文字和碑阴左上方被凿区域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提出观点和见解。本书极大丰富了《升仙太子碑》 研究成果，进一步探索和拓宽了唐代碑刻的研究方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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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汗青：陕西西安人。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中国美术史方向，博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理论方向。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碑刻史、唐宋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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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府店镇的缑山之上，矗立着一块名碑，即《升仙太子之碑》，一般简称《升仙太子碑》。此碑是为纪念武周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缑山之行而立，当时的武则天已经76岁。缑山之行其实只是女皇拜谒嵩山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小事件，但其背后却蕴含着武则天晚年信仰、时局政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这块碑的意义也就非同寻常了。

在古代，刊碑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事件，是政治斗争的直接产物，往往是对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往时名誉的否定。如一代名臣魏徽去世之后，唐太宗因疑心魏徵生前与叛臣侯君集等人结党，并疑其在史官面前沾名钓誉，于是下令放倒魏徵墓前那块曾经亲自书写的御碑，并磨去碑文（见图78）。还有唐宪宗元和时代著名的《平淮西碑》事件：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平定淮西（今河南省东南部）藩镇吴元济割据。为纪念淮西之役的胜利，唐宪宗下令将原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的德政碑碑文磨平，命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并摹刻上石，但不久后宪宗再度下令磨平此碑，命令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从这样一个来去往复的过程，可窥见唐宪宗时期各派势力的政治角逐。《升仙太子碑》的改刊也是如此，相王李旦带领宰相豆卢饮望等一众随从风尘仆仆登临缑山，并于刊碑之后郑重题名，其实就是在宣示政治斗争的最后胜利方，借助贞石铭刻达到万古留名。

在相王李旦的刊碑记中，有12位从官题名，起首一位是宰相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豆卢钦望（629一709）。豆卢氏最初源于鲜卑族幕容氏，也是北魏至隋唐时期重要的世家。这位豆卢宰相身份特殊、履历丰富，按史书记载，豆卢钦望的祖母是隋观王杨雄的女儿，和武则天的母亲是堂姐妹，所以豆卢钦望算是武则天的表侄。而他的侄女又成了唐睿宗的贵妃，还抚养过玄宗。根据两《唐书》和1995年出土的《豆卢钦望碑》碑文来看，豆卢钦望先后做过四任太子的属官。唐高宗长子李忠为太子时，豆卢软望以门荫补任太子左千牛备身；李弘为太子时，又任太子右卫率府中郎将等职；到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后，又任太子宫尹（太子詹事）；至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已经78岁的豆卢钦望又以尚书左仆射的身份兼任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而相王李旦也曾是太子。其一生可以说对“太子”这个重要而敏感的位置认识深刻，由这样一位太子属官专业户参与《升仙太子碑》的刊改工作，见证《升仙太子碑》的面目变迁，可谓恰遇其人，恰逢其时。

《升仙太子碑》自公元699年竖立，至今已过去1300多年。一个传说从误会到被信以为真，一个故事从朴素到被过分解读，一块石碑从崭新到被多次凿刻，一个信仰从树立到被多人演绎。缑山周围的景物已然数度变迁，山巅上的石碑却依旧风雨不变。也许它是孤独的，渐渐被世人遗忘，也许它又是幸运的，历经千年不倒，仍然注视着世人。当访碑人驻足碑前，心中想到的也许不是武则天的卓殊，也不是王子晋的升仙，而是一种内心的感染，感慨人世间的沦海桑田。

书籍介绍

本书以河南偃师缑氏山的武则天御书《升仙太子碑》为研究对象，立足现有文献与研究成果，在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下，结合隋唐碑刻发展史，探讨《升仙太子碑》竖立的背景和原因。

本书围绕《升仙太子碑》和武周朝政治生态，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方面对升仙太子的历史原型和现实原型展开讨论；对《升仙太子碑》的碑文、书法、碑阴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尤其是对前代学者争论不休的碑阴中央两列被凿文字和碑阴左上方被凿区域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提出观点和见解。本书极大丰富了《升仙太子碑》 研究成果，进一步探索和拓宽了唐代碑刻的研究方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