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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是个十岁大的女娃儿，

虽然他从不知世上有她这个人的存在，

而她连生她的亲生父母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

但就凭那只耳环及酷似织萝的相貌，

他也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她*是他的“女儿”!

虽然心爱的织萝已“不在”了，

他只能把全副心力都放在她身上，

只是她太排斥“父亲”这个称呼，

害他一直不敢向她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以为他们会就此过着幸福快乐的两人世界，

谁知在见到她和男同学“亲热”地聊天时，

他竟醋劲大发，甚至想永远霸住她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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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周书》记突厥之俗，设计立汗仪式上新可汗预言自己在位年限，兹再引如下：

「（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上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

这种习俗不再见与中文史籍对其他内亚集团的记录，但正如举毡立汗的传统一样，不见于记载绝不等于不存在。我们还是把视野扩及到中文史料之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下面两条非中文史料都是由塞诺（Denis Sinor）提示的。

十史籍波斯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Al Istakhri，？～ 957）曾游历伊斯兰东部地区如河中（Transoxiana）、呼罗珊（Khurasan）等地，著有《道里邦国志》（Kitābal-Masālik wa-al-Mamālik）。在这本著名的中古地理书里，有一段讲述伏尔加地区可萨（Khazar）人如何选立可汗的制度，今据其英译转译成中文如下;

「至于他们的政治制度，权力最大的人被称为可萨可汗（Khaqan）， 比伯克们要威风得多、高贵得多，尽管可汗其实是由伯克们任命的。当他们要任命可汗时，他们抓住他，用一条丝绸勒他的脖子，直至他濒临死亡。然后问他：你希望统治多久？他回答：若干若干年。如果他在那年限之前死了，那还好；不然的话，在接近那年限的时候他就会被干掉。」

关于可萨可汗的任职年限以及超越年限的惩罚，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Ahmad Ibn Fadlān）在其旅行报告中也提到了。伊本·法德兰于921年受阿巴斯朝哈里发的派遣，从巴格达出发，艰难北行，初试伏尔加的保加尔人。他的旅行报告本来只有残缺的受抄件流传，一直到二十世纪才由著名突厥学家 Zeki Velidi Togan（1890～1970）在伊朗找到一份是三世纪的完整手抄本。该报告最受西方学者重视的地方是记录了伏尔加的维京人，而且作者目击了维京人的船葬仪式。难得的是，伊本·法德兰也提到了可萨人的政治体制和风俗习惯。其中有关可萨可汗在位年限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可萨王（可汗）的统治年限是四十年。若又谁超过了这个年限，哪怕之超一天，臣民与扈从就会杀掉他，宣称：『他已丧失理智，思想混乱。』」

伊斯塔赫里和伊本·法德兰这两条材料的共同之处是可萨可汗有任期年限，而且，都提到超越年限则会面临死亡。不同之处在于，伊斯塔赫里的记录吧年限的设定与立汗仪式联系了起来，后者的记录则笼统地说是四十年。不难猜测，四十年也许是伊本·法德兰恰好亲历获知的某位可汗的年限，而不会是历任可汗的共同年限。

六世纪的突厥与十世纪的可萨在立汗的仪式上都有以丝巾勒新汗之颈然后让他预言在位年限的缓解，这绝非偶然的情节雷同。内亚历史的独立性，意味着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各游牧人群间有这高密度的文化语政治接触，从而作为一个历史单元鲜明地区别于南方定居农耕社会各人群及其政治体。可萨与突厥共享着这个内亚传统。内亚传统的连续性，意味着在与外部政治体、文化体发生接触并接受影响的同时，内亚各游牧人群所建立的政治体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保障内亚独特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能获得连续的传播与发展，无论是时间上（从六世纪到十世纪）还是在空间上（从鄂尔浑河谷到伏尔加河谷）。

就是那位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发现旅行报告完整手抄本的那位突厥学家 Zeki Velidi Togan，在回忆录立提到当他小时候在乌拉尔山间的经学堂读书时，选举班级头领的仪式：

「秋季经学堂一开学，就得选出称作『kadi』的学生头儿来，让他坐在四人高举的白毡上，被一众学生掐、打、甚至用锥子使劲地戳，疼得他哭叫起来。」

Togan教授认为，这个习俗源于古老的突厥选汗的传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突厥世界的边缘地带，还能看见的这种古老选汗立汗仪式的参与，固然未必直接源于古突厥（事实上可能来自西征的蒙古人），但宏观地看，内亚游牧世界象征性文化符号的跨预言、跨地区、跨时代的传播继承与发展，正式内亚历史独立性与连续性的美妙诠释。

也就是说，立汗仪式上让神智不清的新可汗预言自己的在位年限，作为一个传统，不仅存在于突厥与可萨两个汗国，也不仅发生在六至十世纪。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但可以相信，突厥汗国的这个习俗（或制度），是从内亚更早的政治体承继而来的，比如柔然，以及与柔然同属一个预言文化群 的其他鲜卑集团，甚至略早一点的乌桓等等。我不敢提到匈奴，是因为有较多的政治局现实，匈奴帝国崩解之后的内亚游牧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较大的转折，这个断裂是否存在、性质如何，还需要今后仔细研究。而在突厥汗国之后、薛延陀、回鹘、黠戛斯等草原政权应该继承并延续了这一传统。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发现契丹不仅保存着这个传统，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很可能耶律阿保机之死，就是他超越了自己语言的在位年限的结果。………通过控制脖颈气管氧气吸入的方式造成神志迷失，达到某种「出神」的状态，可能是古代内亚「萨满」的作业手段之一。现代西方青少年中广泛流行的危险的 choking game，就是以织巾或以手臂紧勒脖子，造成缺氧而获得极度体验。古今两者间的机制是一样的。

不难理解的是，传统历史学对于北朝的研究，基本上都采取了华夏本位的立场，这个立场并不否认内亚因素的进入，但强调华夏传统的发展，其方向、速度和强度并不因内亚因素的干扰而有太多改变，而且正是因此才使得突兀插入的内亚传统最终消失。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热情称颂王导和辑主客侨旧，“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关注点正是华夏传统的存续发扬。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先生考察隋唐制度的三个主要来源及其整合过程，有力地论证了汉唐历史的内在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经唐长孺先生著名的“南朝化”理论阐述之后，更加呈现出历史学的纵深感和层次感。

胡宝国先生总结过“南朝化”与“北朝主流论”的问题，他对“南朝化”的总结非常简明扼要：“唐长孺先生的解释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建立政权者是少数民族，所以带来了重大的社会特殊性。但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南朝化的过程就是北朝特殊性的消失过程。”正如胡先生所注意到的，牟发松先生认为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不正常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北朝完成统一只是由于军事优势，历史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特殊的历史，不正常的历史，对十六国北朝史的这种定位，取决于、又规范了研究路径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与“南朝化”理论明显关注点不同的有所谓“北朝主流论”，这一派的学者高度重视北朝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与南朝历史相比较的时候。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是“北朝主流论”最早、最鲜明的表述。这个说法多少会使人联想起陈寅恪先生那句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论断：“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田余庆先生关注的是政治史的线索...

注62：葉高樹，《滿文〈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注》，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8年。我得知並使用此書，全拜蔡偉傑先生惠贈，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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